12歲男孩用母親的錢打賞主播160余萬元、17歲少年連續打40小時游戲后發生腦梗、游戲主播連續通宵直播數月猝死……

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城鎮和農村未成年人網絡普及率已超90%，未成年網民上網從事的活動中，玩游戲占比61.0%;全國短視頻用戶規模6.48億，其中30歲以下群體占比近七成;一半以上大學生向往的新興職業是主播/網紅。

為何那么多青少年沉迷于游戲、直播和短視頻?相關防沉迷措施落實情況如何?每天就是各種吃喝玩樂，卻拿著超出普通人數倍，甚至數十倍的薪資……當網紅、主播真的都那么美好嗎?網紅夢斷的年輕人，何去何從?

關上鏡頭，尹璇扭頭就去了衛生間，頃刻間傳來嘔吐的聲音……

在做“吃播”主播的日子里，本就患有進食障礙的她仍然堅持著在屏幕前扮演“大胃王”。

“網紅”如日中天，許多年輕人逐夢于此，卻不知背后有多少辛酸，甚至傷及生命。

每天看短視頻、刷直播上癮，進而對“網紅”職業趨之若鶩，許多“尹璇”做起“網紅夢”。夢醒之后，他們將面臨什么?

主播 “職業病”頻發，甚至猝死

“想找一個正常的班上。”

做了三年的娛樂主播，王黎打算離開這行。“長期熬夜”和“收入不樂觀”讓她慢慢地不想播了。

“月入過萬，時間自由。”

王黎成為一名娛樂主播是被這八個字吸引。2017年，還是銷售員的她經朋友介紹，開始了每天4個小時的兼職主播工作。對著鏡頭唱歌，與屏幕那端的人聊著天，期待著“大哥”刷禮物。

一個星期，王黎通過直播賺了上千元，“老板說這個成績比較理想”。與她同期入職的人，有的只賺了幾十元或幾百元，“甚至有的播不下去，半個月就不干了。”

兼職半個多月后，王黎辭去銷售工作，成為一名全職娛樂主播。公司規定的直播時長為每月200—300小時，完成基本任務后，第一個月可以拿到保底4000元，第二個月開始不再提供保底工資。沒有五險一金，沒有任何其他保障，收入全憑打賞。

成為全職主播的第一年，王黎說，自己很認真。每天直播時長達8—10個小時，有時為了多賺錢，想要“大哥”多刷禮物，會連續播十幾甚至二十多個小時。趕上吃飯時間，王黎不會中斷直播，而是點個外賣，邊吃邊播，“因為一旦中斷，就有人會離開直播間。”

“維護大哥”也是王黎的工作內容之一，在直播間與大哥聊天，唱他們點的歌，私下里發信息打打招呼問候對方，“但不會聊太多，盡量保持距離。”

王黎告訴記者，她的收入平均下來每月達兩三萬。但是一年下來，飲食和作息時間變得紊亂，“下播”時間常常在深夜，最晚可能到凌晨3點—5點。

職業瓶頸隨之而來，王黎用每次直播時收到的“禮物”衡量自己播得好或不好。碰到沒有“大哥”刷禮物的時候，心態就會崩。

后來，她便開始了三五天、一個星期，甚至半個月的斷播，流量明顯減少，收入也從兩三萬下降到五六千元。

王黎正打算換一份工作，“正常一點的，不用熬夜的。”

尹璇三年前簽約成為一名“吃播”主播，擁有近百萬粉絲的她如今卻因身體等原因被迫停止這份工作，同時還要處理與公司的仲裁事宜。

這一行的辛苦還在于，由于趨向獵奇，用戶喜歡看的“吃播”類直播偏向另類，如“大胃王”吃播系列，這類直播對主播身體傷害很大。

一次吃多人份量的“大胃王”吃播。頁面截圖

作為進食障礙患者，尹璇有著暴食和厭食兩種狀態。暴食狀態下，屏幕前的她是觀眾眼里的“大胃王”。但長期不加克制的暴食后催吐，加重了病情。

據了解，尹璇做吃播期間，一次直播大概要吃下近20樣東西。午夜下播后，伴隨她的是數次催吐。

父親心疼女兒的身體狀況，不能理解這類極傷身體的工作。以“大胃王”吃播為例，需要暴飲暴食七八個人的量，吃的頻率也高，一天一兩次甚至更多，“同時還要保持瘦小身材，這不符合自然規律。”

“公司要求五百萬的賠償”，尹璇的父親稱，女兒的身體狀況愈加糟糕。

就仲裁一事，6月5日，北京仲裁委員會向記者證實確有此事，并稱“涉及隱私”未向記者透露進一步信息。

尹璇父親提供的女兒與藝力特(北京)國際文化有限公司簽訂的《網絡紅人經紀合約》顯示，關于違約責任一項，如果甲方(公司)在沒有任何違約之狀態下，因乙方無故提前解約給甲方造成損失的，甲方有權要求乙方一次性支付300萬元人民幣的違約金;如由于一方違約而終止本合同，除非這種違約對另一方造成實際損害并由有關司法機構作出了判決，否則任何一方向對方的賠償不應超過500萬元人民幣。

記者6月5日聯系藝力特(北京)國際文化有限公司，郵件無回應，公司一工作人員表示有仲裁，但就索賠和具體金額不予回應，并請記者“等此事審理結果”。就仲裁原因，6月8日記者致電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楊洋，對方未予回應。

《2018主播職業報告》顯示，由于長期熬夜直播、節假日無法正常休息、三餐不規律，困擾主播的三大職業病為“失眠”“腰頸椎不好”和“用嗓過度”。

不獨辛苦和傷身，甚至可能出現主播死亡等極端情況。

2017年11月，封面新聞報道，游戲主播“孤王”連續通宵直播數月于11月2日猝死。粉絲稱，他去世前，已連續通宵直播好幾個月，猝死當日還在直播。

觸手直播平臺發布消息證實“孤王”去世。頁面截圖

“孤王”所在直播平臺“觸手”隨后發布消息，證實其去世一事，并稱“孤王殿下的不幸離世給每個人敲響了身體的警鐘，不管是游戲本身還是直播，都應該把健康放在首位。”平臺同時表示，為了保證主播的健康，目前平臺已對整個主播機制進行了整改，對直播時長超負荷的主播將給予人工提醒，對嚴重超負荷的主播擬將進行下播處理，此外將完善主播健康的管理機制。

隨著競爭激烈，更不乏年輕人為迅速走紅、吸引粉絲，盲目采用過激方式，有人稱之為“自殺式直播”。

記者翻閱公開信息發現，僅2019年就出現過4則直播中主播意外身亡的報道。

錢江晚報報道，2019年2月，一名快手主播在紹興直播跳河，不幸頭部觸底，意外身亡。事發前，該名主播曾告訴幫他拍攝視頻的同鄉網友：“等我火了，以后就可以不用上班了，靠直播賺錢。”

新安晚報報道，2019年7月，合肥一名斗魚主播被發現死在直播工作臺上。警方調查發現，該名主播系“缺氧窒息”導致的死亡，曾在直播時飲酒。

五成大學生想當網紅，詐騙團伙眼中的“肥肉”

網紅產業在當下儼然日趨火熱。克勞銳指數研究院《2020中國MCN行業發展白皮書》數據顯示，國內MCN機構從2015年的160家發展到2019年的超2萬家。

QQ瀏覽器發布的《2016高校畢業生畢業去向的大數據報告》顯示，54%的大學生向往的新興職業是主播/網紅。

中國青年報報道，201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PSCUS)”研究結果顯示，近六成的大學生觀看過網絡直播，其中14.4%的大學生表示基本每天都看，至少每周都看1次直播的人數也超過樣本總數的五分之一。8.0%的大學生在網絡直播平臺上做過直播，兩成者(23.8%)想成為主播，其中超過三成的人想成為游戲主播，接近兩成的人想成為美食主播。

年輕人也早已踴躍投入直播中。在所謂的“直播元年”2016年，花椒直播數據顯示，“90后”成為直播主力軍。2019年，快手首次發布直播生態報告，56%的主播是“90后”。

頭部網紅的收入引人艷羨。因直播帶貨走紅的李佳琦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自己從2019年1月起月收入就達到了7位數。

實際上，市場擴大的同時，絕大部分網紅難以拿到期望中的回報。2017年，中國青年報報道，調研顯示網絡主播月入過萬的不足1成，半數不足千元。《2019主播職業報告》顯示，職業主播中收入過萬的占比僅為24.1%。

除了更難達到期望，網紅培訓也良莠不齊，不乏不規范的機構打出造夢口號，忽悠想做網紅但苦于沒有門道的小白，稍不慎就可能上當受騙。

今年2月，徐麗在瀏覽某短視頻APP時，被一名帶貨網紅賣出的培訓課程吸引，“說要教我們怎么直播帶貨，怎么提高粉絲量，怎么拍視頻”，徐麗花了99元進群學習，對方隨后又推出980元和3980元的進階課程。為了進一步學習，她向對方支付了980元。

“但我們發現課程內容并沒有什么改變，只是細化了一些”，徐麗及群員此后還發現培訓班所屬公司并無資質，“公司3月9日才注冊成立，但2月份就開始招生了。”

更有甚者，以招聘“網紅”為由要求求職者貸款整容，以此實施詐騙。5月6日，廣州市公安局通報：今年3月，天河區公安分局對一涉嫌以招聘求職需貸款整容為愰子實施詐騙的團伙全面收網，抓獲14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額約230萬元。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李佳琦”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專家孫云曉告訴記者，在近幾年中小學生的相關調查中，他們發現，不少中小學生也將“網紅”作為自己的理想或夢想。

孫云曉分析稱，這其實涉及到我國職業生涯教育落后的問題。“職業生涯規劃很重要，但我們的學生到了高考時，還有一半以上的學生不明白自己將來適合做什么。”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建議，年輕人在職業生涯成長中，應該多參加多樣化的活動認識自己，增加社會閱歷，找到自己的優勢和潛能。孫云曉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分析指出，職業生涯教育兩個最核心的要素一是學生要知道自己的潛能、優勢、興趣是什么，最適合做什么，二是選擇的職業是否符合社會需要，時代需求。

孫云曉表示，在這樣一個網絡時代，年輕人想當“網紅”可以理解。“但網紅也不是說愿意做，就能做”，他表示，年輕人不要只看到“網紅”光鮮亮麗的一面，還要看到有些“網紅”是有真才實學的，以及他們背后慢慢積累的過程和付出的努力，同時也要看到有些“網紅”屬于曇花一現，甚至低級趣味的類型。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李佳琦”，深圳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謝志巋認為，當前存在一部分人，出于職業規劃不清晰的原因，趨向成為網紅，但目前網紅市場已經稀釋，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不要以為成為網紅很輕松，除非有特殊能力，成為網紅需要能力、運氣和努力加持，即便如此，絕大部分人也不可能成功，因為市場就這么大、流量就這么多。”

謝志巋表示，年輕人可以嘗試網紅，但如果有“又輕松又能賺錢”的想法，現實會給他們教訓。

儲朝暉認為，年輕人趨向追求成為網紅，和成長的大環境不無關系。

這一點從相關數據中可見一斑。《2019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顯示，短視頻用戶規模6.48億，網民使用率為78.2%，其中，30歲以下群體占比接近七成，在校學生群體占將近四成。

《2020年Q1移動互聯網行業數據研究報告》顯示，受疫情影響，全網用戶上網時長大幅增長：2020年第一季度，人均單日APP使用時長達6.7小時，相較去年同期增長2.4個小時。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第十七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2019年我國成年國民人均每天讀紙質書不到20分鐘，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僅為4.65本。

“這些娛樂在日常玩一玩可以，但投入過多精力會耗費時間”，儲朝暉認為，沉迷游戲、直播和短視頻等會影響年輕人的未來規劃。

心理學家、資深人力資源從業者劉志斌分析稱，年輕人平時看短視頻、直播等用于放松未嘗不好，但從職業生涯發展角度來說，每天只盯著直播和短視頻，沉迷成癮、大量吸收碎片信息，無助于自身職業和人生目標的實現。如果因此將當網紅作為職業選擇，不僅會忽略其他職業和可能性，也會降低在其他領域發展的競爭力。

中國家庭教育協會家校社共育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宗春山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表示，當前移動互聯網高度發達，這一代人從小就開始使用智能手機等電子產品，刷各種APP，看短視頻、直播等，在關鍵的成長時期，他們被這些內容圍繞著、催眠著，這種媒介引導對成長中的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和自我認識會產生重要影響。(趙艷紅黃鈺唐佳)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王黎、尹璇、徐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