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武漢新冠肺炎疫情、鄭州“720”特大暴雨這樣的大規模突發事件,嚴重危害公眾生命及財產安全。究其原因,上述突發事件大幅超出了城市自身的應急處置能力,當地政府僅靠自身能力難以組織起及時有效的應對措施,通常是在造成一定損失后,再由國家統一調配其他地區資源共同完成救援和救助工作。為此,構建跨區域的應急聯動機制,在事件發生初期甚至發生之前,及時調配各類應急物資和人員,提升事發地所在城市的應急處置能力,有效減小突發事件所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就顯得尤為重要。
當前跨區域應急預案相對缺乏
大規模突發事件具有多點并發、強度增大、多災疊加的特點,多數地區難以獨立處置,而當前我國跨區域的應急預案相對缺乏,致使難以快速有效應對,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災害事件發生的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應急預案以行政區劃單元制定,區域間協同能力較差。當前,應急預案的編制是以行政區劃為單元各自開展的,區域之間資源、信息、人力、技術等無法得到有效的調配和使用。一旦需要跨區域調動應急人員和物資,只能組建臨時性的應急管理指揮機構,資源和信息在短時間難以實現及時的整合,造成應急處置反應速度慢、應變能力差,從而貽誤應對危機的黃金時機。
二是大規模突發事件發生次數增多、強度增大,多數地區獨立處置難度加大。第一,隨著氣候變化的加劇,超越城市設防標準的極端事件增多。我國2000—2019年1小時降雨量超過50毫米的年均發生次數是1980—1999年的近兩倍,而多數城市災害設防標準較低,暴雨洪澇設防標準達到100年一遇的不超過10座。第二,現有防災基礎設施升級難度大。以城市排水系統為例,一些老舊城區的排水管網上均有新建筑群,地下防洪設施難以修補,如果重建,多數城市難以負擔。第三,流動人口的快速增長加大了城市應急處置的難度。我國流動人口由1982年的657萬人增加到了2019年的2.36億人,在面對災害事件時,流動人口的脆弱性更高,也需要更多的應急物資,而大多數城市應急預案設計中并沒有考慮流動人口這一關鍵指標。
區域聯動應對大規模突發事件
在極端天氣事件發生頻繁,而現有基礎設施升級較難的情況下,大多數城市獨立處置大規模突發事件的難度越來越大。因此,應加強跨區域應急聯動機制的構建,通過區域間的聯動合作實現對大規模突發事件的及時有效應對。具體而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一是設立高層次的常設應急決策指揮機構,協調多部門、多地區開展高效應急處置行動。建議在應急管理部的基礎上,設置可以統籌協調指揮的高層次應急決策指揮機構,層級高于各部委,在大規模突發事件發生時,作為領導指揮部,負責領導與協調各部門、各地區開展相應的應急處置工作,隨時根據事件變化進行分析、判斷、決策,準確并適時的向公眾發布事件進程和處置措施,以有效維護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日常工作重點梳理以往重大突發事件應急處置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研究完善多部門、多地區協同聯動應急處置突發事件預案,推進形成區域應急聯動的長效機制。
二是在災害綜合風險普查中,重點評估城市應對大規模突發事件的能力,厘清城市流動人口增長下的應急物資和人員缺口。在全國自然災害綜合風險普查中,研制引入流動人口這一關鍵指標的風險評估技術和模型,通過普查摸清各城市自然災害風險隱患底數,查明城市綜合抗災能力和減災能力,客觀評價城市獨立處置大規模突發事件的能力以及主要困難。以應對大規模突發事件為導向,結合城市流動人口的增長趨勢和流動特點,編制應急物資儲備目錄,明確各城市應急物資和人員主要缺口,統籌優化區域之間應急物資的儲備,完善應急物資儲備制度,直接為跨區域應急指揮、搶險救災、物資調度等提供數據和科技支撐。
三是加強應急管理數據中心建設,構建覆蓋全國的應急管理數字化平臺。依靠大數據技術構建覆蓋全國的應急管理數字化平臺,提升信息共享效率,整合現有資源,建立聯動響應機制。橫向連通地震、消防、水利、森林、衛健等相關應急救援信息渠道,縱向打通省、市、縣各級應急管理機構的信息傳遞鏈路,實現信息共享共用,提升指揮決策能力。根據突發事件類型、規模及時自動生成跨區域人員裝備調配方案及應急處置方案,實現備戰救助人員、儲備物資及各類資源的跨區域及時派發和調配,加快應急反應及時度,提升應急救援實戰能力。
(作者:劉寶印,系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黃寶榮,系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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