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醫經過秦漢以前夏、商、周三代的漸萌、誕生、嬗更，度過了春秋戰國時期以后，終于在百家爭鳴的君主專制體制和儒道互補的社會背景下成熟發展，在秦漢早期成就了自己的范式，形成以《內經》、《難經》為淵藪基礎，以《傷寒雜病論》為臨床辨析指南，以《神農本草經》為藥用銳器，理法方藥，成體成系，以后又經歷了宋元和晚明清初三次歷史高峰，逐漸沿著自己傳統特點趨勢，通過在與人類文明的廣泛交流和融合中，最終融為中華文明中最耀眼的大系，影響著世界醫學而傲然屹立。

李約瑟先生曾經指出，誕生在歐洲的近代科學是各古代科學匯流的結果。在公元前5世紀前后的印度、中國和希臘三個文明中心率先產生了理性的科學文化。古希臘科學繁榮和近代科學誕生之間千余年乃至更長期間，希臘醫學衰退而阿拉伯醫學和中國醫學興旺發達，正是希臘醫學和中國醫學在阿拉伯的匯合，才漸次傳往歐洲而促成了世界醫學體系的誕生。

中國醫學文明發展史的第一次高峰，是春秋戰國時期奠基和秦漢成熟階段

我們中國的地處歐亞大陸東段，腹里縱深，地域廣袤，氣候適宜，資源豐富。中國最早的圖書《尚書》說：“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4000萬年前的青藏高原是一片海洋，1000萬年前升起為陸地，數百萬年前才隆起成為高原。世界上人類的文明大多依水而生，沿著河流繁衍興盛，水是生命之源。人類文明史，就是人與水相親、相和、相生的歷史。中國亦如是。發源于青藏高原的黃河和長江蜿蜒入海，自遠古以來中華民族主要繁衍在這兩河流域。

中國的人類學歷史十分悠久，已發現的古人類化石有200多萬年前的四川巫山人、170多萬年前的云南元謀人、115萬年前的陜西藍田人、50萬年前的北京人、35萬年前的江蘇南京人、30萬年前的安徽和縣人、20萬年前的陜西大荔人和湖北長陽人、10萬年前的山西丁村人和3萬年前的北京山頂洞人等。 在中國大陸迄今發現較早期的著名文化遺址，黃河流域有中游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中下游龍山文化、跨湖橋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夏、商、周三代以后，自秦統一中國以降，不僅是中國學術產生的基本時代，也是中醫文明培育、長成的重要時期。

殷周時期形成了“卦爻”，西周末年提出了“陰陽”、“五行”學說。夏商西周時期醫巫并存，形成了最初醫學雛形。春秋戰國時，整個學術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一時期醫巫逐漸分離，中醫學由于其具有的顯明的科學性、實用性和理性，數千年前便占據了學派林立的主導地位。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失去了對諸侯國的控制，百余諸侯國之間頻繁征戰形成了五霸七雄，政治權力的分散提供了人才流動的機會和自由思想的空間。百家爭鳴的稷下學宮得以出現，各派學者云集，“不治而議”的士人紛紛發表見解，諸侯國爭相效仿田齊養士，士人“擇木而棲”，稷下學宮“數百千人”，不同的學術觀點兼容包蓄，孟軻兩次稷下講學，荀況三為學宮祭酒。社會思想的自由，造就了許多杰出的思想家，形成了儒、醫、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兵、小說諸家紛起。各家之間彼此詰難和爭鳴，形成中國學術最為輝煌的時代。在這一時代中，中國學術重要的遺產經典大都形成，《詩》、《書》、《禮》、《易》、《春秋》、《內》、《難》，無所不有。其《詩》以言志，《書》以記事，《禮》以規行，《易》闡陰陽，《春秋》述尊卑，《內》、《難》以解人厄，包羅十分廣闊。

學術上的百家爭鳴導致了殷周以來的思想觀念的重建。信仰的“天命觀”轉向了理性的“天道觀”，“主宰之天”的歷史羈絆開始自然化。理性的重建區分了“天道”和“人道”，“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通過《易》學思想的播揚而產生天、象、經、傳的歷史演進，形成了以天人互感、擬象立意、義理注入的三種模式。子產、老子、孔子倡導人道遵天道，子思和孟子闡明“助天說”，荀子提出依據自然規律駕馭自然的“制天說”。《內經》《難經》融《易》學己用，提出“天人一體”和生命規律。盧醫扁鵲，在趙為婦科，在周為五官科，在秦為兒科，奠定中醫學的切脈診斷方法，開啟了中醫學先河。除此以外，以傷寒、雜病和外科為最突出的臨床醫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這是中國醫學文明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持續發展的這次高峰，帶來的歷史余脈，是以玄學為特征的新道學思想運動所催生的南齊（公元479-公元502）“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陶弘景的《神農本草經集注》，陶氏將人文原則的“三品”分類法改為依藥物自然來源和屬性的分類法，開辟了本草學的新理論體系。以理學為時代旗幟“素校禁方，尤工厲石”,“創鑄銅人為式”的醫學家王惟一，考訂經穴理論，為經穴理論的發展與規范化，尤其是鑄造了針灸銅人，并著《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對中國針灸技術的傳統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醫學文明發展史的第二次高峰，是宋元時期的學術規范和學派生成階段

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中國的宋代，“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

公元960年，趙匡胤廢除了后周恭帝，建立宋朝，以汴梁(今開封)為都城，中原統一，雖與北遼、西夏對峙，兩宋國祚319年，開始了“天水一朝”（陳寅恪語）。宋初實行中央集權，趙氏家族一方面用計謀令部下交出軍權，統一掌握，另一方面著重于文治，增強文官籌劃，推行科舉，選賢任能。但在中期以后，由于遼與西夏侵擾，經濟不振，國勢日衰，到了南偏一隅，奸佞當道，致使國家由強變衰，終致滅亡。

宋代科技文化空前發展，是中國文化歷史中的豐盛時期，理學、醫學、文學、史學、藝術碩果累累。宋太祖重文輕武的風氣達到極致，在理學興起、宗教勢力退潮、言論控制降低、市井文化興起、商品經濟繁榮與印刷術、指南針及火藥一系列發明的社會背景下，優秀人才輩出，史堯弼在《策問》中說：“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陸游在《呂居仁集序》中說：“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二程、朱熹、歐陽修、蘇軾、司馬光及“金元四大家”，即宋濂在為朱震亨《格致余論》題辭時說的“金以善醫名凡三家，曰劉宋真（劉完素）、曰張子和（張從正）、李明之（李杲），雖其人年之有先后，術之有救補，至于推陰陽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皆以《黃帝內經》為宗，而莫之異也。”劉完素、李東垣、張子和、朱丹溪四家，其劉完素創立火熱論；李東垣立主脾說，張子和主攻下；朱丹溪主滋陰，學派林立，學說各抒，宋濂還說：“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醫學文化事業發達，配合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發揮的義理性命論學說，尤其是理學大師朱熹，對太極、理氣學說作的全面梳理，對后世日趨完善的中醫運氣學說，做出了許多的鋪墊。

另外，設立“太醫局”，從國家層面上為醫學教育專設立機構，各地州鎮府政府均仿照開辦地方醫學校， 學生理論教材，除前唐時必修的醫學文獻之外，還新增了陳言的《三因極--病證方論》等，著名醫家楊介，總結了對處死犯人的解剖經驗，描繪成圖譜《存真圖》，供學生上課閱讀，這些舉措使學醫者的水平得以大大提高。

從宋太祖趙醫胤就開始纂修《開寶本草》，宋太宗又纂修《太平圣惠方》，兩代皇朝，加上趙佶又主持編纂《圣濟總錄》，北宋歷朝皇朝對醫學的重視，是史無前例的。在朝廷的影響下，一些官僚大臣也對醫學頗多關注，如劉禹錫、歐陽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韓琦、夏竦等人也都參加了醫書整理，醫學學術上出現儒醫學派，蘇拭、沈括、陳堯叟還有許多個人的醫方著述，到了北宋校正醫書局刊印醫書后，對于各科臨床及傷寒學研究的專著更多，醫學發展還表現在醫學教育上，整體上促進了中醫學術形成規模和更趨豐富。

中醫原有醫經和經方派，《漢書·藝文志》記載有醫經七家，經方十一家。張仲景著《傷寒論》以后，一直到宋代，醫學打破了漢代經學一尊的局面，始分門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把這種變遷現象稱之為“儒之門戶分于宋，醫之門戶分于金元”。學派所立者，個個經天緯地，每一位都可以說是“博學多才，環偉倜儻”（《晉書·郤詵傳》）；哪一位的學說，都是“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莊子·天下》），眾說眾派，形成了中國醫學文明史上的第二次高峰。

這次高峰帶來的學術余脈，是明清兩代治療外感熱病方面的創新和傷寒學派成果新階段的豐碩，最明顯的標志是尊而為經、推理而成，經方、時方并存學術思潮興起，尤其是在病因上從熱立論，提出的衛氣營血辨證及三焦辨證方法，將中醫臨床治療學推向了新的維度。歷史到了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改變了《神農本草》的三品分類，采取了“析族區類，振綱分目”的科學分類，藥物學的許多方面低級向高級進化的順序排列，這種分類法，趨于按自然演化的系統進行，從無機到有機，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明顯的帶有生物進化思想，1809年以后，被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達爾文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書中所引用。李時珍的科學分類法，時間上要比瑞典的分類學家林奈的動植物雙命名法早許多年。

科學被中國學術界接受，是通過與儒學中的“格物窮理”傳播達成的。理學大家朱熹說過：“致知在格物者，言欲盡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意思是說，窮盡萬物之理后，心中所具之理方能顯示出來。朱熹和同是理學大家的陸九芝、王陽明不同，陸、王講“即心明禮”，朱熹講“即物窮理”。“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禮記·大學》）。格的意思是至，物的意思是事，致是推極，知是知識。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種哲學概念。

這種哲學概念導致的“格致學”，可以說是中國學術從傳統到近代的橋梁。“格致”為學的興起是以樸學的成就為其基礎的。隨著漢學興起，清代的傳統學術研究轉向以求實切理，崇尚樸實的治學風格，注重于資料的收集和證據的羅列，主張“無征不信”。這種治學精神，發掘、培育了科學理性主義，促成了功利主義和實證精神的融會。

中國醫學文明發展史的第三次高峰，是從格致為學到中西匯通階段

近代中國開始洋務運動之后，西方科學傳入中國，在西式學堂開設的課程中出現了格致課，相當于科學課，專門教授近代自然科學，主要內容是物理學和化學。思想淵源是北宋博物學著作《格物麤談》，朱世杰著的的數學著作《四元玉鑒》，著名中醫大家朱震亨著的《格致余論》，這些重要著作都非常明顯地闡明了格致思想。

朱震亨是“養陰學派”的創始人，其人詩書傳家，崇尚理學，以文化衍生。他說過:“學者讀而用之，如求方圓于規矩，較平直于準繩，引而深之，觸類而長之，可為無窮之應用也。”讀書“片言居要”，在于“學而剖之”，“引而深之，觸類長之”。并以“古人以醫為吾儒格物致之一事”而命名一生精華醫道體會的《格致余論》。朱震亨家學朱子理學，師從朱熹四代弟子許謙，又得羅知悌傳河間學，并融合了易水一派，參讀太極之理，學習朱子之法，格致醫學之理，他的“相火論”，“滋陰”學說，本質上就是朱熹理學“格物致知”的醫學演繹，盡管也有缺憾，但在一定意義上啟發了十九世紀初葉重要醫學學術思想流派的形成。

格致學說的思想余脈，到了明代，國祚276年，從1368年到1644年共傳十六帝，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由漢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事實上也是我們國家從古老而強大的東方之邦，走在漢文化世界之林最后輝煌的階段。整個明朝是一個激昂、動蕩、獨樹一幟、俊杰輩出的朝代，出現了許多中國醫學文明史上影響深遠、舉足輕重的人物，如張景岳、萬全、戴思恭、李時珍、王肯堂、陳嘉謨、夏英、劉純等一大批哲人。

迄1636年歷史入清，傷寒學派的張志聰、陳修園、柯韻伯、徐大椿、尤在涇、錢潢、沈金鰲、喻昌、張璐、程應旄、周揚俊、黃元御、吳儀洛、張遂辰、張錫駒、秦之禎等人紛紛著書。與此同時，溫病學說也迅速發展，涌現出許多著名的溫病學家，如吳又可、葉天士、吳鞠通、王孟英等，成為溫熱學一派。吳又可在其著作《瘟疫論》中提出“戾氣”說，認為溫病乃天地間異氣從口鼻入侵所致，這一學術見解早于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提出的細菌學說200多年。葉天士在總結《黃帝內經》、《難經》、《傷寒論》、《溫疫論》等學術成就基礎上，著成《溫熱論》，闡明了“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的溫熱病規律，創立“衛氣營血辨證”體系。吳鞠通又在繼承葉天士理論基礎上承古博今，結合自己豐富的臨證經驗，撰成《溫病條辨》，創立了“三焦辨證”體系，進一步總結并發展了溫病學說。而薛生白的《濕熱條辨》和王士雄的《溫熱經緯》，對溫病學說的發展亦有發揮和發明。另外，王清任“格致”重視解剖，編著成《醫林改錯》，改正了古書在人體解剖方面的錯誤，同時大大發展了瘀血致病理論，還創立了一系列活血化瘀著名方劑。

受致知格物，重視科學的思想的影響，近代中國十九世紀初葉的王學權、王孟英、陸以湉、陳定泰、陶定蘭以及十九世紀后半葉的唐宗海、朱沛文、惲鐵樵、張錫純等杰出的醫家學術思想得以形成。如唐宗海認為中西醫原理是相通的，中西匯通主要是用西醫印證中醫，從而證明中醫并非不科學。唐宗海說：“西醫亦有所長，中醫豈無所短”。朱沛文說中醫“精于窮理，而拙于格物”，西醫“專于格物，而短于窮理”。方法上主張中西匯通，要通其可通，存其互異。惲鐵樵認為西醫重視生理、解剖、細菌、病理、病灶的研究，中醫則重形能、氣化及四時五行自然界變化對疾病的影響，中醫可以吸收西醫之長，與之“化合”，但基點是以中醫為主。并還認為中醫停滯不前的原因是囿于《內經》，必須超過古人，不以《內經》為止境，才能超過古人，吸收西醫之長，繼續發展。張錫純則以中西匯通思想應用于臨床，其特點是中西藥物并用。認為西醫用藥在局部，其重在治標，中醫用藥求其因，重在治本，二者結合，能獲其效。

梁啟超先生在《格致學沿革考略》導言中說：“故欲語一學問之沿革，不可不上下千古，溯端竟委，觀前此萌達之跡，為將來進步之階。”歷史總是延續的。許許多多前輩先哲們的探索，對以后的中醫學術發展，中西醫結合、中西醫并重，有著重要的啟發和引領作用。1886年清政府在京師設“格物館”，又在京師大學堂設“格致學”，并在《欽定學堂章程》中規定“格致科”為分科大學的八科之一，并細分為天文學、地質學、高等算學、化學、物理學和動植物學六目。至此，格致學已被國家層面規范化。事實上，在“格致”名義下中西科學匯通，從“格致”到“科學”，這是中國學術近代化的一大特點，同時也啟發了中西醫匯通理論的不斷成熟，使古老、悠久傳統中醫學，不斷與時俱進，在中西匯通探索的道路上，不斷趨于進步。

中國中醫自遠古過度到中古，以后又到了近古、近代，走過三個階段，完美的完成了整個體系的形成，為中醫走向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現代中醫藥，與現代科學技術不斷的借鑒、結合，得到更多的現代科學新研究成果的介入、支持，會在探索新的醫學范式，中西醫結合、中西醫并重的道路上不斷日新月異。作為一門重要的學科，與時代發展同步，與科學最新進展成果和技術前沿探索融合，這種趨勢的發展及未來作用，是其他學科所不能代替的。尤其是中西醫結合，在“有助于開展重大疑難疾病的醫學攻關，形成獨具特色的中西醫結合診療方案，提高重大疑難疾病、急危重癥的臨床療效。從人體整個生命周期的維度來看，中醫藥防治疾病能將治療前置，在身體出現功能性問題或者出現不適癥狀表現時就早期干預，防患于未然，注重未病的防治”等方面作用會更加重要。中國醫學文明發展史在近代以前的三次高峰，波瀾壯闊，薪火相傳，一脈相承。中國醫藥學和中華民族文化一樣，綿延數千年，不僅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必將隨著時代的前進而不斷發展。

作者：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 盧祥之

本文經佘靖、溫長路、錢超塵、周超凡、許敬生諸位先生厘正指教，深表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