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住生物多樣性和固碳雙贏“牛鼻子”

        《中國科學報》 2021-09-08 21:00:04

        記者 田瑞穎

        當今世界正遭受全球生物多樣性危機和氣候變化的雙重威脅。為阻止物種滅絕,確保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預稿提出了“到2030年,保護全球30%的陸地和海洋”的全球目標。

        亞洲擁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1/3分布于亞洲,并面臨嚴重威脅。此外,全球40%的碳排放也來自亞洲。可以說,亞洲區域是全球生物多樣性和固碳能力協同保護工程的“牛鼻子”。

        在近日發表于《科學進展》的一項研究中,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馬克平團隊與合作者精準定位了生物多樣性與固碳能力協同保護的“牛鼻子”,并為具體怎么“牽”制訂了詳細的“作戰計劃”。該研究為GBF保護30%陸地面積的戰略目標劃定了亞洲保護優先區,將有效保護超過70%的物種并儲存2.3千億~3.6千億噸碳。

        從兩難到雙贏

        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兩大難題。探討既能阻止并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又能應對氣候危機的雙贏策略,迫在眉睫。

        2021年10月,《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將在中國舉行,會議將審議并通過GBF,確定2021—2030年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和目標。

        馬克平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生物多樣性的持續喪失正危及人類的福祉和未來,到2030年保護30%的陸地和海洋的全球目標,對于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但他指出,僅有保護地的面積目標是不夠的。在很多地方,受保護區域并非生物多樣性最豐富、最重要的區域。從全國或更大尺度上看,生物多樣性仍然持續喪失。此外,如果保護地沒有得到良好管理,也無法真正起到保護作用。

        “實現有效的保護,既需要有明確的保護地面積目標,又需要有效的管理,更需要全社會的積極參與。而且,還要力爭實現既能優先保護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地區,又能減緩氣候變化的雙贏目標。這需要明確保護的優先區,提高保護工作效率。”馬克平說。

        亞洲是探討生物多樣性與固碳能力保護協同增效的重要地區。為確定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哪些生物多樣性關鍵區域和生態類型亟須保護,幫助亞洲各國制定切實可行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促進GBF更好地實施,馬克平團隊繪制了生物多樣性和固碳協同保護的藍圖。

        他們提出了多尺度(亞洲、生物群區、國家)保護優先區逐級保護的原則,明確了亞洲各國共同而有區別的保護責任和貢獻,確定了多樣性和碳儲量協同增效區域,為在國家層面實施保護目標、讓2020年后GBF落地提供了全新視角。

        “開展生物多樣性與固碳能力協同保護,可以使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減緩氣候變化的努力更加有效,有利于《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有效實施。”該論文的第一作者、中科院植物所助理研究員朱麗告訴《中國科學報》。

        她認為,如果制訂國家履約行動計劃時割裂生物多樣性與固碳能力協同保護,資金和資源將無法得到更高效的利用,喪失雙贏的機會。此外,也無法確保一項行動不會對另一項行動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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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實現到2030年,保護全球30%的陸地和海洋這一目標,需要締約方的廣泛支持,但取得共識有很大難度。” 馬克平表示。

        在他看來,生物多樣性分布在空間上是不均衡的,而各國在履行公約時會根據實際國情劃定國家保護優先區,這可能會與全球或區域的熱點區不一致。比如有些物種在某國家是瀕危物種,而在亞洲或全球卻未必是。

        “但以往制訂的國家保護規劃,很少會考量這種空間尺度差異,缺乏在更高尺度上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馬克平表示。

        為此,研究人員提出了從亞洲、生物群區、國家三個尺度出發的保護框架,確定了多尺度優先區的優先保護等級,為亞洲各國確定了具有區域和生態系統代表性的保護優先區。

        “三個尺度優先區在空間上的分布有重疊,也有分異。其中,亞洲優先區保護效率最高,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固碳潛力和保護更多受威脅的物種;生物群區尺度可以提高優先區的生態代表性,包含更重要的生態系統;研究國家保護優先區,有利于締約國在國家層面上具體執行,最終實現全球目標。”朱麗解釋道。

        在此基礎上,研究人員還提出了采取逐級保護的行動方案。首先應保護亞洲區域優先區,然后是生態系統(生物群區)優先區,如果以上面積累計小于國土面積30%時,由國家優先區補充。

        研究發現,生物多樣性和碳儲量協同增效的頂級優先區,主要分布于俄羅斯與哈薩克斯坦、蒙古和中國東北的邊界線沿線,中國西南邊界以及東南亞的熱帶雨林等地區。

        基于這三個尺度優先區面積之和占各國國土面積的百分比,研究人員又將亞洲國家分為四類,作為制定亞洲各國共同而有區別的國家保護目標的參考。這樣即使不足以完全阻止因生境喪失和退化造成的物種滅絕,但能顯著提高各生物類群的有效保護比例,獸類可達79%,鳥類可達70%,兩棲類可達84%,爬行類可達61%,同時會保護亞洲30%~46%的固碳能力。

        “通過這三個目標的逐級實現,可以盡可能地把大尺度的保護優先區整合到國家行動計劃中,以減小全球目標和國家實踐之間的差距。”馬克平表示。

        改革資金機制

        資金不足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

        馬克平指出,要實現2030年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預計未來各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資金的投入應不低于本國GDP的1%,而目前各締約方對本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投入遠低于該比例,最低僅為0.002%。

        不僅如此,未來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資金還有更大的缺口,且當前的資金渠道單一,存在眾多短板,遠不能滿足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的需求。

        更令人擔憂的是,生物多樣性價值高的區域大多位于發展中國家,甚至是經濟最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

        “亞洲生物多樣性與固碳協同的保護優先區主要分布在老撾、馬來西亞、不丹等發展中國家,區域優先區面積已經超過國土面積的60%,保護壓力非常大。這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來解決。”馬克平表示。

        他建議,一方面這些國家要重點考慮亞洲區域尺度和生物群區尺度優先區的重疊區域,做好保護規劃;另一方面,要徹底改革現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資金機制,以多樣化的方式籌集更多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的保護行動。“只有兩方面有機結合,才能實現宏偉且緊迫的保護目標。”

        在馬克平看來,新的資金機制可以與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在內的其他環境公約協同增效,創建更加多樣化的投資渠道,如政府激勵補貼、企業環境投資、綠色金融、銀行開發基金、社會慈善資金或將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債務用來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債務自然轉換等。

        除此之外,還可以培育和完善各類市場化生態保護修復投融資機制,引入績效評估和生物多樣性補償機制,以經濟手段為主來調節相關者的利益關系。

        “接下來,我們將重點結合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驅動因素、保護地布局與管理、新的履約機制等,在亞洲和全球尺度上展開更深入的保護生物地理學研究,以期為政府決策和社會參與提供科學支持。”馬克平表示。

        免責聲明:市場有風險,選擇需謹慎!此文僅供參考,不作買賣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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