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有很多可解讀的空間，對他的紀念，最好的指向是閱讀他的作品。

文｜《中國企業(yè)家》記者?傅婷婷?

編輯｜馬吉英

(相關資料圖)

頭圖來源｜視覺中國

7月11日，94歲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與世長辭。昆德拉1929年生于捷克，1975年起在法國生活，6年后加入法國國籍。2019年，他重新獲得捷克公民的身份。

昆德拉寫過詩集、小說、文論、劇本，代表作有長篇小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生活在別處》《笑忘錄》，文論《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醫(yī)囑》等。2020年，他獲卡夫卡文學獎。

早在1987年，昆德拉就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當年獲獎者為約瑟夫·布羅茨基。學者吳曉東在《從卡夫卡到昆德拉》一書中評價，“布羅茨基是絕對夠資格的，但接下來的十多個獲獎者很難說都比昆德拉強。”不少讀者關心他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遺憾，而真正的讀者明白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唯一標桿，正如昆德拉本人不喜歡標準答案。

昆德拉的作品中，最為大眾熟知的是出版于1984年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部小說讓昆德拉名氣驟然提升。作品之間的關聯(lián)與音樂的共通，是他的特點。他曾說，自己的小說建立在許多基本詞語之上，就像勛伯格的十二音列。

他在1984年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說，“在《笑忘錄》中，詞列如下：遺忘、笑聲、天使、力脫思特、邊界。在小說的推進過程中，這五個關鍵詞被分析、研究、定義、再定義，因而轉變?yōu)榇嬖诘念悇e。小說建立在這幾種類別之上，如同一座房子建立在它的橫梁之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橫梁是：重、輕、靈、肉、偉大的進軍、狗屎、刻奇、熱情、眩暈、力量和軟弱。”

1984年小說出版后，《巴黎評論》的記者去采訪昆德拉。昆德拉的書房令他印象深刻，“看上去更像一間學生宿舍，而不是一位世界知名作家的書房”，“書架上滿是哲學和音樂學的書，有一臺老式打字機和一張桌子”。這或許證明了昆德拉的某個側面，在意精神實質而非外部虛名。

昆德拉不希望談論自己，而是愿意更多地談論作品。突然間的名氣讓昆德拉不自在，當聊到媒體對他小說的評價時，昆德拉說：“我只在乎自己的看法！”他曾對《新觀察家》說，“對必須談論自己感到厭煩，使小說天才有別于詩歌天才”。

在中國，昆德拉首次進入讀者視野，也與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出版時間相一致。昆德拉譯者景凱旋曾在文章中追溯，“最早向大陸介紹昆德拉的是美籍華人學者李歐梵先生。1985年，他在武漢一學報上發(fā)表一篇文章，談到南美的馬爾克斯、東歐的昆德拉，認為他們是當代兩個最重要的作家”。

昆德拉有很多可解讀的空間，對他的紀念，最好的指向是閱讀他的作品。

昆德拉探索小說的可能性，學者吳曉東評價：“他試圖重新為小說立法，因此他才激賞奧地利小說家布洛赫對小說本質的理解：發(fā)現(xiàn)只有小說才能發(fā)現(xiàn)的，這是小說存在的惟一理由。”

“昆德拉的小說學價值或者說詩學意義上的特殊貢獻在于，他是繼新小說派之后最自覺地探索小說可能性限度的作家，并且呈現(xiàn)了新的小說樣式，讓我們知道小說還可以寫成這個樣子，同時啟示我們小說更可以寫成別的樣子。”

小說的可能性是什么？吳曉東在對比小說和電影這兩種形式中，指出了這種“可能性”的一個維度：“小說大可不必在電影面前感到自卑，而是相反，恰巧因為有電影，有其他體裁的參照，才真正突出了小說的本體特征，讓小說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的優(yōu)勢所在，什么才是小說獨屬于自己的東西，是其他體式無法替代的，明白小說的可能性是什么。”

談到昆德拉，人們都會談到“Kitsch”一詞，音譯為“刻奇”，被翻譯為“媚俗”，前者更能涵蓋詞語本身的意思，后者有人認為是誤解，也有人認為能夠拓展這一詞的多層次的意義。“刻奇”究竟指什么？這要回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語境中，他的“兩滴感動的眼淚”的說法更容易理解：“刻奇讓人接連產生兩滴感動的淚滴，第一滴眼淚說：瞧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們，真美啊！第二滴眼淚說：看到孩子們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類一起被感動，真美啊！只有第二滴眼淚才使刻奇成其為刻奇。”

來源：視覺中國

昆德拉曾在采訪中說，“刻奇，而非娛樂，是真正美學的災難。”（注：引用譯文在原譯本基礎上，“媚俗”以“刻奇”代替）

復調式結構和夢境，也是昆德拉作品的特點，是對卡夫卡的延續(xù)。吳曉東解讀“復調”在文學上的含義：“一部小說中有多種獨立的、平等的都有價值的聲音，這些聲音以對話關系共存。”學者袁筱一在接受澎湃采訪時聊到昆德拉作品中的“復調敘事”談道：“小說里除了主人公之外，還有一個在夢境中分裂出去的人，這個人會在夢境中和所有的歷史真實人物對話。”

昆德拉重視想象的力量。他說，“對于藝術，尤其是現(xiàn)代藝術，你什么也理解不了，如果不能懂得想象本身就有價值。”他贊同諾瓦利斯的觀點，“夢讓我們遠離生活的無味”，“用它們游戲的欣喜，將我們從嚴肅中解脫”。

昆德拉對語言藝術的探索，蘊含其中的哲學理念和對世界的發(fā)問，啟發(fā)人們盡量去看清世界的本質。比如，在意發(fā)問，而不只是尋找一個標準答案，是理解世界的一個方法。這從他對小說藝術的探索中可以觀察到。

昆德拉認為，小說是讓人發(fā)現(xiàn)事物的模糊性，在故事里，詢問世界：“人的愚蠢就在于有問必答。小說的智慧則在于對一切提出問題。”

昆德拉不希望只有一種可能性，對待小說如此，自己的實踐也是如此。吳曉東對此分析：“昆德拉在小說中引入了哲學文體、報道、傳記等，同時又借鑒音樂和電影的手法……但這樣一來，昆德拉的追求就不可避免地導向了悖論，一方面聲稱小說要發(fā)現(xiàn)只有小說才能發(fā)現(xiàn)的，尋找獨屬于小說的東西，另一方面又打破了小說和其他藝術形式甚至哲學歷史文體的界線，這也是20世紀現(xiàn)代主義小說所共同面對的一種悖論式的境地。”

一個問題有很多不同的答案，萬事萬物也彼此關聯(lián)。昆德拉早期用捷克語寫作，后來用法語寫作。當語言與政治關聯(lián)時，昆德拉希望更多地去聊作品和哲學，而不是政治。藝術在某些時候的相通之處，令人感到遙遠的相似性。正如坂本龍一在《我還能看到多少次滿月升起》中提到的：“本來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相互聯(lián)系的，語言卻給出了界限。當然，這種界限有它的好處，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漸漸覺得這可能說就是人類謬誤的根源所在。”

參考資料：

《從卡夫卡到昆德拉》，吳曉東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7年10月

《巴黎評論：作家訪談1》，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2月

《米蘭·昆德拉之于中國的意義和影響》，景凱旋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4月，米蘭·昆德拉著，許鈞譯